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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癌症斗争的日子—吉娜·肖的抗癌日记

　　每一年，美国都有近13700名40岁以下的女性被确诊患上乳腺癌。就在2004年4月，健康专栏作者吉娜·肖不幸成为她们中间的一员。在求医过程中，吉娜发现，尽管身为健康专栏作者自己曾经写过数十篇相关文章，但如何得到最确切的信息和最佳治疗远比她预想中困难得多。于是她提起笔，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同样患有乳腺癌的女性了解：面对癌症，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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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21日

　　今天我感觉自己的右乳房好像长了什么东西。不是肿块，更像是细胞本身体积变大了。难道我得了乳腺癌吗？似乎不太可能。我才36岁，家里没有人得过这种病。而且我是那种非常重视健康的人：不吸烟、不嗜酒，每月定期做乳房自检，更何况在此之前我从未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任何不妥。

　　虽然感到奇怪，我还是觉得用不着上医院，至少目前还不必。一方面我坚信自己绝对不会出问题，另一方面仅仅是不希望任何问题出现。这可是伊万和我婚后共同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两年前我们在新奥尔良相遇。他不但是三项全能运动员、电脑程序员，还能做出可口的烤火鸡。2003年的5月17号，我们结婚了。后来，我们收养了两只狗，还在新泽西的马尔波罗建造了一个家。我们依偎着彼此的臂弯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会偷偷地想：一切都太美好了，我是那么的幸福，没准儿老天爷都会嫉妒呢！

　　2004年4月4日

　　这个月做乳房自检的时候，我无法否认右边的乳房确实出现了异常，摸起来很硬，感觉很可怕。肯定是出 我希望我知道No.1：不要自恃年轻而忽视乳腺癌的威胁。事实上，每231名女性中就会有一人在39岁以前成为乳腺癌患者，而且患者中的80%都没有相关家族病史。因此，不要毫无根据地自以为绝对安全。

　　我希望我知道No.2：摸起来未必是肿块。第一次感觉到肿瘤的时候，我认为不可能是乳腺癌的症状，因为那根本不是肿块。然而，只要乳房发生变化，比如细胞组织变厚、乳头外观发生变化或者有分泌物出现，都应该及时就医。我希望我知道No.3：尽早预约。有时候乳房透视预约的时间可长达数月。对于做预防性检查的女性（通常从40岁开始）来说，时间不是问题，但是对于需要做诊断性检查的人（已经发现肿块，需要确认是否是癌症）来说，如此长时间的等待对内心是一种折磨。所以当你预约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向护士说明自己要做诊断性检查，也可以告诉她如果任何人取消预约，你愿意随时候诊。把你心中的不安告诉护士，同情心有时候很有帮助。同时，查查其它的诊所有没有可能让你尽快就诊。但是，在确诊以前千万不要草率地开始任何一种治疗方式。耐心等待医生的结论，三思而后行决不会让健康打折。

　　当我打电话预约检查的时候，医生的日程已经排满了。但当护士听了我描述的症状之后还是特别为我安排了检查时间。我在拥挤的候诊室里等了1个小时。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等着做产前检查的准妈妈，她很快就会有第二个宝宝了。本来我和伊万也打算很快要孩子的，上个星期我已经停服了避孕药。　

　　乳房检查中，医生确认了我发现的问题，在病例上写道“肿块2厘米，内上侧”，然后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去做乳房透视和超声波检查。然而，当我去预约的时候，医院却通知我要等上两周的时间。两周！乳房上的肿块也许随时都可能让我丧命，我却要再等上两周！泪水一下子冲出眼眶，我几乎无法看清回家的道路。我给还在上班的伊万打电话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一切。“我这就回来！”他说。然后我开始和朋友们联络，希望他们能够帮我联系到一家可以尽快安排乳房透视和超声波检查的诊所。最后，在米妮的帮助下，一家诊所同意我第二天去做检查。

　　2004年4月6日

　　终于到了纽约，一路上我都恍恍惚惚的，心里一直想着乳腺癌的事。到达诊所的时候，伊万已经在那里等我。

　　那天，我做了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乳腺透视检查。医生在肿块周围作出标记后，让我站在乳透机旁边用两块塑料板夹住我的乳房以便传导X射线。不用说，乳房被强行压迫的感觉很难受，但是我告诉自己只要挺过了这一关，没准就能得到一个平安无事的结果。由于医生已经确认我的乳房内的确长了肿块，所以这次乳透检查就是诊断性的。也就是说，医生要据此判断肿块是否发生癌变，并非仅仅是检查乳房周围是否有可疑细胞。

　　然后，为了进一步验证，我接受了超声波检查，这是一种利用声波来确定细胞组织形状的诊断方式。当护士在我的乳房周围涂上乳膏上下移动探诊器的时候，我在屏幕上看到了自己的乳房里那巨大而怪异的肿块。以前我写过相关的文章，大概知道囊肿（良性积液肿块）在超声屏幕上应该是什么形状，显然和我现在看到的不一样。

　　这下子我真的挺不住了。躺在诊台上，顾不得胸口上黏糊糊的乳膏，泪水顺着脸颊流进耳朵里。我想到这个超声波检查本来应该给自己带来一个宝宝的喜讯，而现在一个无情的肿瘤却毁了我的一切希望。“需要让你的丈夫过来吗？”护士轻柔地问道， 我希望我知道No.4：充分利用关系网是很重要的。也许朋友中的某一个人就能够帮助你约到时间表已经排得满满的名医，或者给你介绍一家你不知道的好诊所。让你的朋友和家人知道现在你需要帮助，到时候你可能会吃惊地发现身边居然有这么神通广大的朋友。

　　我希望我知道No.5：寻找支持。朋友和家人肯定会站在你这一边，但是有时你需要和亲身经历过的人谈一谈。“是的，”我已经泣不成声了。“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我抓着伊万的衣服哽咽着。伊万有点不知所措，显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实吓着了。医生进来察看检查结果的时候，我已经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 伊万一边搂着我、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边替我问了一个问题：恶性肿瘤的几率有多大？“高于25%，”医生答道。同时他又建议我做活组织检查，但是一周内却约不到时间。

　　于是我再一次陷入了慌乱。我等不了那么久，我会发疯的。在伊万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我给在阿林顿弗吉尼亚医院工作的朋友打了电话，她托关系帮我约到了两天以后检查。虽然从医院到我家来回要4个钟头，但总比一个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好。

　　路上塞车的时候，我给父母打了电话。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母亲对着话筒只是一个劲儿的哭泣。“Daddy”，我听到自己说出了这个4岁以后就再也没有用过的字眼。那天晚上，我从一个外表坚强的女强人变成了一只落入陷阱、瑟瑟发抖的困兽。前一分钟我还在说，如果这是癌症，那么它肯定找错人了！一分钟以后，我就哭倒在伊万的怀里，觉得自己无法承受如此残酷的现实。伊万不知道怎样安慰我，只好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其实，除此之外确实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2004年4月7日

　　今天，医生将我的乳透和超声波诊断报告都传真了过来，好让我明天到弗吉尼亚医院做检查的时候交给那里的医生。他的结论是：BI-RADS五级——高度病变疑似，建议活组织检查。为了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我上了美国放射医学院的网站。当我找到确切定 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胃好像被人猛打了一拳：几乎可以肯定我的肿瘤是恶性的——95%的可能性。

　　那么昨天检查时医生说的大于25%是怎么回事？当然，95%大于25%，但是未免也差得太远了。为了弄清事实，我给那位医生打电话，问他为什么要故意降低病情的严重性。他歉意地说自己曾经见过“高度疑似”却不是癌症的病例，所以不愿意让我承受不必要的恐慌。

　　2004年4月8日

　　伊万推开了手边的工作陪我来到弗吉尼亚医院，在那里我们遇到了肯·曼森大夫。看过我的X光片以后，他说出了那个给我做透视的医生没有正面说出的事实：非常肯定这是恶性肿瘤。就这样，最后一丝侥幸的幻灭将我和死亡连在了一起。我真的得了乳腺癌。曼森大夫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所以他认为我不必做核心活组织检查，因为那需要从肿块上切去很大一块组织来检测癌细胞。他建议我做针刺检查，只需取得少量细胞作一份基本病理报告供我在纽约的医生做治疗参考即可。因为如果情况需要，更详细的检查完全可以在纽约进行。

　　当探针被拿进来的时候，伊万坚持要陪着我。“那就坐下吧”，曼森大夫说，“在这间屋子里，我不知见过多少因为看见探针插入妻子乳房而昏过去的男士了。”探针刚刚刺入的时候，我还想：好像不是那么难受。但接下来的情况简直糟透了——为了取出足量的 细胞，医生必须连续几次用力插入探针。幸亏伊万有一双大而有力的手，否则为了不让自己夺门而逃也许我会把他的手骨握碎。

　　探针检查结束不到一分钟，医生就告诉我根据活检结果可以肯定肿瘤是恶性的，然后他将选择权交给了我：乳房切除术、乳房肿瘤切除术、化疗、放射治疗。以前我可从未想过这些词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啊。我抱着伊万痛哭流涕，原本盘旋在脑子里的那些问题一个也问不出来。

回家的路上我掏出手机拨通了以前上司的电话，他去年刚刚从淋巴瘤的魔掌下死里逃生。“就把它当成牙痛吧，别让它扰乱了自己的生活。”他平静地说。很快，我在纽约癌症中心约到了珍妮·帕特里克医生，她专门负责未进入更年期女性的乳腺疾病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