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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心”丈夫的“冷漠”感情

 　　患病之后，李老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

　　“我的老母亲经常给我熬鱼汤，我的领导、同事、朋友都来看我，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一班已经毕业的学生，她们白天工作忙碌了一天，晚上还相约到农林路我家来看望我。当得知我尚未出院时，这班姑娘又连夜骑车到北街医院——当时从农林路到北街医院的路还不像现在这么平坦，到处都坑坑洼洼的。那天，等她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心中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李老师温情脉脉地回忆。

　　可提及自己的先生，李老师的眼神中却显出一丝矛盾——

　　“他好像从来都不太当回事儿，也不知道是粗心还是怎么回事，给他说自己的担心和不舒服，他总说‘嗨，这算什么呀’。有时候我也很生气，觉得他对我的感受表现得相当冷淡，但你说他不当回事吧，每次去广州检查，他都陪着去。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仅单程就得四五个小时。我好忘事，吃药都是他提醒；在他的日记里，我每一次入院、出院都有详实的记录——这，他又是很细心的。”

　　李老师的先生、军人出身的黄家骏则有自己的说法：“我们都是当兵出身，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这病有什么大不了的，从来没想过瞒着她本人。这种病既要重视又要藐视，不能被它吓倒。刚得病后有一阵子我们都很紧张，紧张会复发，越紧张就越不能顺着她说。那一阵子，她总是说这里又疼了，那里又疼了，还时不时计算自己的存活期，那我就只有把话题给她岔开去，不和她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好了，她已经彻底忘了这些问题。”

　　“计算存活期”这个细节让记者心里“咯噔”一下，癌症患者和家属对生的留恋、死的抗争尽在不言中，记者甚至能够感受到当年那种窒人的紧张。不同的是，李老师至今仍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孤独地承受，黄先生则始终要装出那些担心全是无所谓的无畏姿态。